本文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原题：整形外科里，那些困在疤痕里的人

从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磕磕碰碰，到女性接受剖宫产手术成为母亲的身份转变，再到遭遇烧伤、车祸等意外事故，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疤痕。

人们谈到疤痕时，总是不自觉地把它与“变美”联系在一起。在医学上，作为疾病的疤痕并非如此简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瘢痕综合治疗专业组组长武晓莉是国内知名的瘢痕修复（医学术语称之为瘢痕，为便于理解，本文统一使用“疤痕”）专家。在修复疤痕的过程里，她亲眼目睹了人生的彻底被摧毁与再重建，也看到过对完美的极致追求如何将人困于疤痕。每一段疤痕修复之路，都是人们重新接纳自我的历程。

以下是她的讲述：

被忽视的疤痕

2004年，我还在上海九院整复外科攻读博士学位时，接诊过一位23岁的上海本地年轻人。印象中，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高高帅帅的，看起来是个精神小伙，但一提到身上的疤痕疙瘩就面露痛苦。

按照临床特点分类，疤痕可分为扁平（浅表性）疤痕、增生性疤痕、萎缩性疤痕、疤痕疙瘩、甚至疤痕癌。在我们专业领域，疤痕疙瘩是最顽固难治的疾病。

这位患者数年来寻求各种治疗方案，几乎将市内有名的三甲医院甚至全国知名医院都跑遍了。那些像网球一样硬硬的、如葡萄串般分布在全身各处的疤痕疙瘩，如“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一般，手术治疗切了又长，同位素治疗后周围又长出新的病灶。这个曾经满怀期望年轻人，慢慢心灰意冷，不再出现在医院里。可是几年后，他又来到了我的门诊。此时的他已经结婚生子，事业也小有起色。但当人生一切步入平稳后，疤痕疙瘩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痛。

你能相信吗？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可妻子至今从来没看到过他身上的疤痕疙瘩。这么多年来，他在家里一直穿长袖长裤，在最亲密的家人面前都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体。

武晓莉医生（右一）在出诊（受访者供图）

出差和旅行也是暗含泄密风险的人生噩梦。每次机场过安检，工作人员摸到胳膊上的肿块都会让他到一旁脱掉衣服单独检查，他不得不把自己身上最不想让别人看到的部分展现出来，觉得自己是一个“怪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疤痕甚至让他无法全身心地享受天伦之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办法和女儿亲昵。两个女儿如果想靠在爸爸胳膊上，就会触到一块块疙疙瘩瘩的、硬硬的“石头”，如果在感染期，不小心挤压会使这些疤痕疙瘩脓包破裂，流出脓液。

近4年来，这位患者在我和团队治疗下，经历了大大小小多次手术，终于治愈了他身上80%的病灶。他胳膊上最立体的疤痕疙瘩被处理妥当并未再复发后，在晃悠晃悠的公交车上，他发来一段女儿搂着他胳膊的小视频，感慨道：“这么多年了，终于能让两个孩子靠在我身边了。”

来到上海九院读书之前，我曾在山东省枣庄市立医院烧伤整形科工作了7年。枣庄是煤城，有大量煤矿、水泥厂、炼油厂，爆炸烧伤事故特别多发。而且通常在这类经济发展不够先进的地方，父母的安全意识不够，农村的男人们出去务工，妇女将烧好的开水就整锅晾在地上，很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掉进去就是大面积烫伤。

《黑暗荣耀》剧照

烧伤科大概是医院里唯一一个没有镜子的地方。刚到烧伤科时，我遇到过一位17岁的男孩，他是我们科的常客。我们这些年轻医生一般晚上会待在医生办公室看书、写病历，而他即使不是来做治疗，也经常骑着车从家里找我们来玩。在聊天中，我感觉到这个男孩特别聪明能干，擅长书法，懂得篆刻，喜欢养花、养鱼、做菜，但就是不肯去上学。

几年前，男孩用酒精炉烧饭时发生了爆燃，全身大面积烧伤，还好他立刻跳进了家里的鱼塘。对外人来讲，他保住了一条命，已经是万幸，但火焰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块块深红色凸出来的、核桃大小的疤痕，手和胳膊也因疤痕的牵拉而有轻微变形。这些缺陷已经足以拦住他的双脚，让他难以重返正常的社会生活。纵使他天性活泼，也只愿意和我们这些烧伤科的医生护士打交道。

男孩做过至少三四次疤痕松解、切除及植皮等修复手术。每次看到他做完手术从麻醉中醒来时的躁狂，还有每天换药时刚长好的表皮被撕裂的疼痛，我都在想，如果治疗创面的时候，我们能想办法尽量不留疤、少留疤，通过有效途径对疤痕进行早期干预，也许患者后期遭受的痛苦就能少一些。

很多时候，医学的关注点只在救人治病，疤痕似乎并不重要。但疤痕有可能成为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大问题。我曾经有一个全身近90%烧伤的大面积烧伤患者，创面愈合了之后，疤痕挛缩导致他的双腿无法伸直，是蹲着走进医院来看病的。

手术中，我们从他的头皮取了很小的一块皮肤，做成了微粒皮洒在了松解开的如两个手掌大小的腿部创面上。经过多次康复训练后，他慢慢可以站起来走路了。虽然疤痕外观难以改善，但至少，他重新找回了生活自理能力。

这段经历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我最终成为了一名疤痕修复医生。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帮人“求美”那么简单。

《外科风云》剧照

我所治疗的相当一部分疤痕来自于外科手术。手术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制造伤口、产生疤痕。疤痕修复不算什么高精尖的技术，难的是外科医生主要侧重功能恢复，较少关注到疤痕对患者的终生影响，也很少有人专门去研究和总结疤痕干预的方法。相比于治疗技术的进步，临床上真正缺乏的是对患者倾注的同理心，以及对疤痕干预投入的耐心。

这些年，我做了不少讲座介绍疤痕早期干预理念：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如何将缝合做到更快更精细，在不占用过多手术资源的情况下，让美容缝合的理念更能被接受和推广；另一方面，手术后，我们提倡在有效减张的情况下尽早拆线，通常只要在一周内拆线，一般不会留下明显的“蜈蚣脚”样缝线疤痕。

有人觉得我这些呼吁是多此一举。在和外科医生做宣讲时，我会把那些因为手术切口疤痕增生的照片放在大屏幕上：接受过双膝关节手术的4、5岁小男孩，膝盖上像是爬着两条红色的、厚厚宽宽、全都是脚的“皮皮虾”。这些疤痕还在随着孩子成长不断增生，又痛又痒。我会想，夏天的时候，孩子穿上短裤，小朋友们会愿意和他一起玩吗？还有一些接受过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小朋友，成长过程中随着皮肤张力、身体激素水平的变化，疤痕也会像一条大虫子一样爬在胸口，越长越大，甚至还会破溃感染。

这个时候我就会问台下的医生：“我知道你们都是外科医生，都是开大刀、救人命的，但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这是你孩子，你该怎么想？现在，还有人能告诉我疤痕的预防不重要，缝合不重要吗？”

现场一片静寂。

《装台》剧照

困在疤痕里的人

30年的临床经验使我对疤痕十分了解，现在只要看一眼患者的疤痕状态，我就基本能定下来治疗方案，但我还是会留出足够的时间给患者。

我经常和同行说，疤痕治疗一定要充分考虑患者的处境。如果患者下半年就要结婚生孩子了，就不能上放疗；如果是一个偏远地区或者国外的患者，就不适合频繁做激光和打针；钢铁工人和办公室白领的治疗不能一样，工人经常活动出汗就不适合贴减张器。糖尿病、高血压是疤痕疙瘩的高危因素，这类慢性病患者需要先控制基础疾病再治疗疤痕。这样，才能为患者提供全面综合的治疗方案。

疤痕影响的不仅是美观，它可能造成功能、心理上的障碍，影响和重塑着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它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你和从前不一样了。我记得有一次正在进行面部疤痕的修复手术时，患者突然泪如泉涌。原来前几年一家人出行出了车祸，她的爱人、孩子都走了，整个家庭就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好几年了，她都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每次只要一看到脸上这些疤痕，就会想起那场惨烈的车祸。她想着，疤痕变得不明显之后，或许就能够忘记那场意外，重新开始生活。

很多时候，疤痕的治疗，不只是治病，也是在医心。一个人只要走进诊室，我就能从言行举止中看到疤痕在如何影响着他/她。有些患者低着头，不敢看你也不说话，通常是自卑；有些患者喋喋不休地诉说诊疗心路历程，医生随口问句什么就被怼回去，说明很焦虑。

《整容日记》剧照

有一次，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走进来，带着珍珠耳坠，贴着银色亮片的裸色美甲，打扮特别精致。她很安静，坐下来就没怎么说话，只说因为担心露出疤痕一直不敢穿露肩膀的衣服。

拉上帘子，她给我们看了小时候烫伤在胸部肩膀留下的陈旧性疤痕。30年过去了，疤痕其实已经非常平整、柔软了，一点都不明显。我告诉她，治疗也只是能帮她从90分变成92分，意义不大，平时化妆时顺带稍微涂抹一下就能遮住，她治疗的决心特别坚决。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患者通常是憋了多年的委屈，于是问她：“以前小时候没经济条件，现在有条件了还是想去掉，是不是？”。

这一问，她突然就开始低声啜泣，可能是觉得自己对疤痕的执念被理解、被看见了。

另一位患者，为了手背上一颗绿豆大小的烫伤伤疤，来找我看诊。原先这里是一颗痣，为了把痣去掉，他就用烟头给烫了。痣没了，留下了疤，现在看这个疤又不顺眼。

从他一进来，我就隐约感受到也许疤痕对他造成的心理影响更大：他会因为自卑不敢看我，眼神闪躲，看一眼就飘开；他还会因为焦虑紧张，习惯性地用一个手抠另一个手。这种把自己某个小缺点无限放大的心理现象，在临床上被称为“躯体变形障碍症”。我建议他或许可以看看心理医生。他承认，之前去看过心理医生，被诊断出心理问题，他已经在服药了，但还是想来看看有无好的治疗办法。听了我的建议，他决定不再关注这个疤痕。他和疤痕和解了。

《扫黑风暴》剧照

与疤痕和解

整复外科要求医生“内外兼修”。手术时，疤痕治疗医生需要像艺术家一样，去设计、裁剪、缝合皮肤的切口，去修复艺术品的裂痕——在哪儿改刀做Z形或W形切口，如何巧妙地把术后的疤痕隐藏在皱纹线内，根据不同部位的皮肤张力来选择相应强度的缝合线以及最适的缝合法进行“减张缝合”等等。

一个人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作为高等动物，深达真皮的人类皮肤损伤必然以疤痕的形式修复，没有疤痕能够被彻底消除，只能通过一遍遍的治疗来改善。从这个意义上，疤痕修复是一场以年为计的长跑，它又要求我们像内科医生面对慢性病时那样，有着与时间赛跑的耐心和信念。

患者总喜欢问，手术后是不是就没有疤痕了？经过手术修复形成的新的疤痕，在最初的3-6个月依然是比较醒目的，术后6个月，甚至2-3年后，疤痕才逐渐变淡。所谓的改善，就是比如本来五米之外就能看到的，现在可能一米之内甚至更近才能看得到。

就像我们时常会与患者解释的那样，不要每天对着镜子或手机前置镜头，因为在某个光线角度下疤痕显得明显而落寞焦虑。真正在社交时，维持在一定距离及动态光线的情形下的疤痕，往往没有想象中那么显眼。

 

疤痕修复，七分在医生，两分在患者，一分靠运气。一定程度上，疤痕能改善多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生活，取决于患者甚至是患者家属的心理期待。我们经常遇到父母会带着脸上有伤疤的孩子千里迢迢前来就诊，孩子本身可能没觉得疤痕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但在父母看来却是头等大事。记得一次，有位母亲带着孩子看诊，刚说出疤痕的来由，就已潸然泪下，不住地自责，认为是自己的失职给孩子造成了一辈子不可磨灭的损伤。其实，孩子额头的疤并不明显。

还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治疗小朋友颈肩部留下了烧伤疤痕，家长提出想做激光治疗。我解释说，疤痕已经比较稳定了，孩子还很小，即使不做激光，再过1、2年也疤痕也会有更好的恢复。家长在“做与不做”中纠结、一个上午进进出出反复询问了很多次。整个过程中，孩子一直在哭喊“我不要到上海，我不想做激光”。

我经常劝家长，干脆先把这个事情忘掉，每天带着孩子开开心心生活，等孩子长大以后想处理了再说。我的经验是，绝大多数孩子在年纪还小的时候，都不太会被不美观的疤痕困扰。如果做母亲的天天因此愁眉苦脸，反倒会给孩子造成一个负面的心理投射——我是有缺陷的。

对于疤痕修复来说，改善功能是第一位的，不要让疤痕挛缩粘连影响功能；其次是改善疼痛瘙痒等症状；最后才是改善外观，而变好看的最终目的，是让一个人回到自洽状态，更加接纳自己。

作为一名专治疤痕的医生，我的腹部也有一道明显的剖宫产疤痕。从专业角度讲，当年生孩子的时候，我当然知道可以用更好的缝线和缝合方式，但当时太痛苦了，我只想着赶紧把孩子安全生下来，根本不在意以后留疤的问题。那会儿，事业刚刚起步，非常忙碌，照顾孩子也很辛苦，所以除了使用疤痕贴之外，我没有做过任何医学上的处理。现在女儿17岁了，我肚子上的疤痕逐渐萎缩凹陷，成了一条10cm左右的灰白色“蜈蚣”。

这些年来，在我心里一直没把这条疤痕当回事，因为它不足以限制我的人生，也不会定义我的价值。有时候，我会拿它跟自己的学生开玩笑说，哪天你练手帮我切了，用美容缝合缝得好一点。

倘若经过一场期待以久的医疗仪式之后，医生能让患者从根本上逐渐接受自己的疤痕，慢慢走出疤痕带来的阴影，与之共存，同其和解，就是我们作为整复外科专业医生的成就所在。